广西股票配资纪录片大师，拍中国拍得太好

作者：Jean-Pierre Sergent广西股票配资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

（2009年）

译者按：

在世界纪录片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他不仅是一位始终站在前线的电影人，还与中国结下了深远的情义。这篇文章由曾担任伊文思助理导演的让·皮埃尔·赛尔让撰写。文中参考了大量当时法国的新闻报道，勾勒出伊文思的工作方法、电影风格以及他对现实独特态度的演变。

《风的故事》（1988）是尤里斯·伊文思的最后一部电影，全片在中国拍摄。电影的开场位于巴黎附近的乡间别墅的花园里，伊文思晚年喜欢在那里休息。在这个场景中，伊文思让一名对飞机着迷的10岁男孩，在花园里建起了一架木制飞机。我们看到他坐在控制台上大声地对他的母亲喊道：「妈妈，我要飞去中国了！」

在这位荷兰纪录片导演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在中国执导的一系列电影完美地诠释了他的工作方法、电影风格和他对现实的独特态度的演变过程。作为一名纯粹的纪录片导演，他首先是一名影像艺术家（《桥》、《雨》......），其次是一名革命和爱国斗争的倡导者（《英雄之歌》《西班牙土地》《四万万人民》）。

后来，他越来越关注时局和人物的复杂性（《十七度纬线》《愚公移山》），并最终在他最后一部作品《风的故事》中探索出一种全新的风格。《风的故事》既不是一部纪录片，也不是一部纯粹的想象力电影。相反，它是一部伊文思自传性的作品。

让我们说回到中国，伊文思在1938年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他在美国刚刚完成了他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西班牙土地》的剪辑，该片致力于表现西班牙共和党人对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支持的亲佛朗哥政变的抵抗。

《西班牙土地》（1937）

正如他在传记中提到的那样，就在那时，住在美国的华人找到他，因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他们希望伊文思拍一部电影，展现中国人民进行的英勇抵抗。

第一次在中国拍摄

在艰难的环境中——由于国民党对他的工作的不信任以及诸多限制——伊文思最终还是拍出了《四万万人民》，其中特别聚焦了台儿庄战役。在中国的这八个月的工作使他体验到「自己见证了一个重要事件，并且感受到了对我的工作的认可。」这也是他发现一个未知国家的机会：

「......在所有这些困难中，在一个我语言不通的国家，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这是一种情绪，是短暂情绪的积累，但它们留在我心中，留下了它们的印记。一群经过的农民，在街角交换眼神，一个孩子，一个手势，一个风景，街上的棋局，汤的味道，还有什么？这是一个完整的文明和一个民族，我可以感知到他们的标志。」

在他第一次在中国拍摄期间，伊文思碰巧遇到一位负责联络的年轻军官。这个人是军校的毕业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周恩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是伊文思的忠实朋友，并不断支持他的工作。这种友谊和支持在这位导演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万万人民》是这位艺术家对在美华人以及中国爱国者的回应，它既是一份历史文件，又是一份新闻报道，同时也是对中国及其数千年文化——对其现代化努力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热情致敬。动态的剪辑，交替出现的战争镜头，展示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镜头，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一开始就唤起了公众的兴趣和同情心。

《四万万人民》在美国评论界获得了成功：「《四万万人民》是一部出色的摄影报道作品，其中骇人听闻的镜头被中国人民英勇事迹的光芒掩盖了。」（《纽约先驱论坛报》，1939年。）美国电影媒体也称赞了该片：「这是一部我们一直期待看到的关于中国抗战的影片。

伊文思创造了一部电影，它触及了中国的文化起源，并反映了这个国家在二十世纪的觉醒，影片展现了中国为自由而进行斗争的残酷现实。」（《好莱坞电影新闻》，1939年。）

第二次中国之行：作为一名老师

1958年，伊文思等了将近二十年才再次来到中国。二十年间，他从美国（《权力与土地》，1940年）来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在召唤》，194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最初的岁月》，1949年）、波兰（《和平一定在全世界胜利》，1951年）、东德（《激流之歌》，1954年）和法国等地都留下了足迹。

1958年，他应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邀请，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出现在他1958年电影履历中的两部影片《早春》和《六亿人和你在一起》是他与学生们举行的研讨会的成果。

在《早春》中，伊文思展示了他作为「诗电影」创作者和剪辑师的卓越才华，在今天看来，这部电影似乎只是形式上的练习，其描述了颇为传统的中国人为他们的未来而快乐和自信地工作。这两部电影也许都不是伊文思电影作品中的重要之作，但它们意义重大，因为它们给他提供了培训摄影师和电影技术人员的机会。15年后，这些电影人在伊文思拍摄《愚公移山》时与这位导演再次合作。

在接下来的15年里，伊文思用一部部作品继续证明了「飞翔的荷兰人」的传说，他在世界各地继续拍摄电影：意大利（《意大利不是一个穷国》，1960年）；智利（《瓦尔帕莱索》《胜利的列车》，1966年）；古巴（《旅行日记》）；荷兰（《鹿特丹：欧洲之港》，1966年）；法国（《塞纳河畔》， 1957年/ 《海岸之风》，1965年）；越南（《天堂，地球》/《十七度纬线》，1968年），荷兰电影人将他的镜头对准了这些国家的土地。

发现「直接电影」

越南是伊文思作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天堂，地球》以传统的纪录片拍摄方法（简短的剪辑，人物大多不说话，并且加入了音轨进行剪辑）制作，伊文思和合作伙伴、人生伴侣——电影人玛瑟琳·罗尔丹，发现了「直接电影的承继」——直接录音技术。玛瑟琳·罗尔丹曾让·鲁什一起体验过这种技术，后者是民族志电影的先驱，也是长于利用这种新技术的「直接电影」的先驱。

现在看来非常微不足道的直接录音技术，在当时却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将对白和周围的环境与影像一起记录下来；这种方法使用轻型摄影机和移动录音机，两者都是同步的。另一位直接电影的先驱、导演马里奥·鲁斯波利解释道，这种灯光设备「解放了摄影机，使其进入人们的空间和生活。」他喜欢直接电影，而不是真实电影的表达方式。（以此和吉加·维尔托夫在《电影真理报》上倡导的影响观念区分开来。）

伊文思观察到的这种新技术很快被美国电影导演如理查德·利科克、艾伦·彭尼贝克以及加拿大导演米歇尔·布洛尔特使用。但伊文思对这种新的技术产生了不信任感，主要是因为他在剪辑中发现了一种匮乏感。

他曾学习过使用摄影机拍摄电影，由于弹簧装置，无法拍摄超过15至20秒的镜头，他在剪辑第一部电影时，在卡片上勾勒出带有运动指示的镜头，将它们组合和重新组合以建立他心中的场景顺序，他认为直接电影的长镜头，主要由对话驱动，过于简单，而且在美学上相当糟糕。在《法国文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表达了对这种技术的兴趣以及不信任感，也担心年轻的电影人会被直接电影所迷惑而「忘记思考」。

《十七度纬线》（1968）

伊文思在越南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十七度纬线》是一部传统的直接电影。但由于缺乏适当的素材，这部影片显得没有那么完美，不过观众可以从中观察到伊文思作品的新特点，特别是在展现人物正当性上做的努力，这些人物盯着眼前的摄影机镜头，直接对着它说话。这一点在日后的《愚公移山》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筹备在中国拍摄一部巨作

1971年，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伊文思在北京得到了周恩来的接待。「你怎么没带摄影机？是在这里再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了。」他的老朋友说，对方提议伊文思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和玛瑟琳·罗尔丹一起访问中国。

伊文思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很显然，当时的中国迫切地需要一部电影来证明自己。我想周恩来对此寄予了很大的期待，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望很低，特殊时期的种种事迹模糊了非常多中国的景象，西方媒体也加剧了这种混乱感。」

回到巴黎后，伊文思和玛瑟琳·罗尔丹便开始着手准备。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成功地制作一部「命题作文式」的电影，以克服西方国家对中国缺乏了解的问题。如何确保西方的观众能够看到和感受到中国的现实，并理解它？如何回答未来观众会提出的问题？

中国一直是西方人想象中的神秘之地，自《马可·波罗游记》以来，大量的文献都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伊文思和玛瑟琳被邀请来中国做一系列讲座，伊文思利用这个机会记录了他们被问到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工资和生活费用、劳动组织、党和军队的地位、妇女地位等问题。

「在接下来这部关于中国的电影里，我想把一个国家的直接信息传递给另一个国家，」伊文思写道。「我知道这种信息将受到电影语言的限制，但我恰恰想利用电影语言及其限制，使两个现实、两个世界、中国和西方的联系成为可能。」

周恩来给伊文思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我们幅员辽阔的国土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我相信你的目的不是拍一部充满假象的电影，你应该展示中国的现状。」

周恩来以这样的言语支持伊文思，鼓励他「拍摄最真实的景象。」就像伊文思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当你接待客人时，你会打扫桌子，洗好碗碟，在桌子上放上一束花。更何况这位客人是带着摄影机来的！」

在中国超过十八个月的拍摄

这次的拍摄是作为一种长期的实地调查进行的。摄制组前往南京，拍摄了那里驻军军队的日常生活。

剧组拍摄了山东渔村的渔民，去大庆拍摄了油田的钻井工人。在上海，他们拍摄了一家发电机厂的工人，以及一家药店的员工。当然，他们没有忘记北京；在首都，他们完成了一系列的拍摄，其中包括：一个在机车厂工作的妇女的日常生活；与一位大学教授的接触；以及在一所高中的操场里发生的故事后，老师和学生之间进行的辩论。

伊文思经常说，这种调查工作（与人见面，意识到情况和人的复杂性）使他一点一点地放弃了一些意识形态的先验性，转而优先采用他认为更务实、更开放的方法：「这种复杂性使我在日常生活中拍摄更普通的中国人，避免陷入抽象的政治分析。」

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赢得了争取真理的战斗？「我认为我们赢了一部分，而且只是一部分，」伊文思写道。「因为中国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力量，有它的过去和历史，有它的传统和对任何形式的入侵的抵制，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荷兰人，在70多岁的时候，想尽力抓住它带给我的一切。」

他还说：「《愚公移山》的拍摄持续了18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申请在真理之墙上打一个不断扩大的洞，我们之所以结束拍摄，是因为在那个阶段我们已经触碰到了某种边界。要是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这可能会是另一部电影。我可能会说中国的坏话，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我的信念。但这些事情我都不会做。

有史以来最长的纪录片

回到法国后，伊文思和玛瑟琳用一年半的时间将120小时的素材剪辑成了12部电影，这其中包括五部长片（《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电机厂》《一位妇女，一个家庭》《渔村》）以及七部短片（《一座军营》《城市的印象》《球的故事》《钱教授》《京剧排练》《北京杂技团练功》《手工艺人》）。《愚公移山》剪辑后的成片长达12个小时，成为了当时在院线放映的最长的一部纪录片。

这部巨作是如何被接受的？在影院里单独放映12个小时的纪录片的决定是非常冒险的，当时纪录片只在电视台的夜间节目中播放，最高的「礼遇」也就这样了。然而，正如许多报纸所述，《愚公移山》的发行在巴黎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电影和文化事件。

在银幕上，法国观众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在家庭和工作中的景象。虽然一些对话和评论听起来有点过于激进，带有宣传性，但影片的真实性让大多数观众信服。事实上，《愚公移山》得到了法国记者和影评人的高度评价。

不幸的是，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报纸上甚至没有提到《愚公移山》在法国上映的消息。后来，北京的内部人士观看了这部电影，他们中间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在复杂的政治局面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通过伊文思的镜头，展现某种批判的姿态。尽管如此，《愚公移山》中的部分影片仍然在少部分影院和电视中出现。「有些影片从未出现在观众面前，因为片中出现的一些人物是江青的支持者。」伊文思写道，「这很不公平，也很愚蠢，但事实就是如此。」